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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部分（第2页）

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，除国文课外，又学习了一点地理、历史知识和英文。

一学期后，在这年的秋季，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（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）。

那里的课程设有：国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历史、地理、英语、修身、格致（生物）、图画、体育等，学习内容丰富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，深受学生欢迎。

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，让他大开眼界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，不仅仅是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。

顺庆府中学堂里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。

学堂的监督（校长）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、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。

那还是1903年，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，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。

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，变法维新。

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，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，将他押送回国。

张澜回到四川后，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，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。

他主张革新教育，提倡妇女读书。

在教学中，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，深受学生欢迎。

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，19岁中秀才，后留学日本。

在日本加入同盟会。

他博学多能，讲授物理、化学时，经常带来一些仪器，给学生们演示。

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，有学生问：“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？”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。

最后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日本的明治维新，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。

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，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，而只有变法维新，才能发展科学。

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。”

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，朱德听来并不陌生，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？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。

一、曲折的求学历程（10）

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：“要亡国灭种了，现在什么都不要管，就是牺牲身家性命，也要救国家！”

张澜、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，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，还有一层亲戚关系，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，向他请教。

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，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，出版《民报》等革命活动，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《革命军》。

朱德第一次接触到“革命”的字眼，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，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，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，去拯救民族，去拯救国家。

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，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，与师生广泛交往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。

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，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，博得师生好评。

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，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：骊歌一曲恩无穷，今在兴亡意计中；污吏岂知清似水，书生便应气如虹；恨他虎狼贪心黑，叹我河山泣泪红；祖国安危人有责，冲天斗志付飞鹏。

这首诗，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。

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，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。

这一年，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，也是他接受“读书不忘救国”的开端，使他读书为“支撑门户”和“光宗耀祖”而转变到“读书救国”。

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。

也正是在“科学救国”、“教育治国”、“强身卫国”思潮的鼓动下，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，决心去成都求学，以学得更多的知识，来开拓自己的视野。

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，又多方求情借贷，终于凑了50块大洋，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。

1907年的初春，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，凭着那双铁脚板，起早贪黑，一路快走，只用了5天，赶了370公里的路，到了省城成都。

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，要热闹得多了。

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，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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